朱常治在独自南巡的过程中,逐渐理解了他的使命,父亲有父亲的敌人,而他有自己要面对的敌人,这些敌人会更加狡猾多变,而且他们掌控的力量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大,国朝想要将其完全掌控的难度,比维新之前
上涨了不止百倍。
可其实他和父皇要面对的敌人,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,那就是兼并。
而兼并这道考题的唯一答案,就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设。
万历三十三年中秋节,朱常治处理完了手上所有的政务,正筹备返回京师的时候,收到了皇帝的圣旨,要求他在松江府继续留守,等到明年中秋之后,再返回京师。
这是皇帝的圣旨,朱常治自然不敢违抗,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,让皇帝陛下下了这样一道圣旨,他还需要仔细探听才能知晓一二。
很快朱常治就明白了父亲的打算,父亲今年休息,但明年也不打算南巡,所以由太子留在松江府,继续处置庶务。
“至忠啊,父皇也是知道累的。”朱常治看完了从各方收集到的消息,对着钱至忠由衷的说道,作为儿子,他不止一次的看到过父亲流露出疲惫感,这种辛劳是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疲劳。
南巡后立刻开始西巡,南北奔波,东奔西走,父亲是真的累了,三十三年如一日的勤政,父亲的心血就是八百里云梦泽,也快要熬干了。
“臣愚钝。”钱至忠真的没有看出皇帝陛下的疲惫,因为陛下一如既往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,比如那近乎变态的自我要求,奏疏不过夜。
朱常治不再过多的解释,他能感觉到父亲的劳累,因为父亲在逐渐的放权,包括南方多地、海外的庶务,其实已经逐渐的交到了太子府手里,甚至一部分的暴力,比如直接隶属于公安部的公安体系,也交给他这个太子筹建。
外人不知道的是,皇帝留他在松江府,是为了让他获得来自开海派的支持。
在四皇子就藩之前,不少的开海派臣子,更加倾向于四皇子殿下,而非深居内宫的太子,而独立处理外事,正是争取支持的关键。
主少国疑大臣不附,大臣不肯归附,就是祸端的开始,太子需要展现自己的能力,让大臣们认可他这个太子。
时光匆匆如同白马过隙,万历三十三年,转瞬即逝,朱常治是第一次在松江府过年,只觉得新奇,松江府的新年和京师完全不同。
在朱常治的记忆里,京师过年每一次都非常热闹,无数人走街串巷,聚集在鳌山灯火之下,等到鳌山灯火会结束后,人群便四散而去,或逛庙会、或看花灯、或扭秧歌、或踩高跷。
可松江府的氛围,则更加精致一些,几乎没有什么户外大规模的庆祝活动。
过年这一天,更多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唠唠家常,围在炉子前,讲述这一年的得失,因为禁止燃放烟花,松江府的新年甚至有点冷清。
新年伊始,万历三十四年正月初六,朱常治开始上工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需要他这个太子紧急出面的案子。
“殿下,这个案子非常的特殊,有人在囤积铁马,而后以多几倍的溢价售出。”钱至忠在去年中秋就注意到了这个案子,和各个衙司沟通,带着缇骑慢慢搜集证据,最后才呈送到了殿下的面前。
铁马的价格在短短一年内翻了四倍,一马力的价格从三十五银,飙升到了一百四十银,而一匹驽马的价格仅仅七银左右。
之所以这样,是有人在讲财富神话故事,这个神话故事并不难理解。
有人用不存在的钱,买下了大量尚未生产的铁马,准备装到尚不存在的驳船之中,再投入到尚未疏浚的河道,满足并不存在的需求,从而获得了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利润,这个恐怖的利润,仅仅存在数学计算之中。
这个宏伟的蓝图,都是从并不存在的恐怖需求开始的,朝廷有一个四十万里水道疏浚工程,就是将整个长江流域,包括支流的河道进行疏通,这是一个长期任务,大约和兴庆区、长裕区、紫微区一样的百年工程。
在这个财富神话叙事里,这个蓝图被缩短到了十年之内实现,如此大规模缩短时间,就人为制造对漕船、河船数量不切实际的错误估算,进而推导出了漕船所需要的铁马,将会在未来十年时间内,始终处于高位。
现在就是买入铁马的最佳时机,但铁马的生产,完全控制在官厂手中,这个时候,一种叫做马票的有价票证就诞生了,每一百张马票,代表着一台用于河船的铁马,只要认购,待价格上涨,就可以随时兑现收益。
经过了半年时间的酝酿,这种马票在松江府卖了足足七十四万银,铁马价格已经涨了四倍,但现在兑现场的人,不足一成,所有人都在赌,都在赌铁马的价格还会持续上涨。
朱常治看完了案卷,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,就像小时候父亲讲的帛币故事,只是故事的主角,从帛币换成了马票,历史总是在重复,可每一次的重复,都压着不一样的韵脚。
铁马和帛币有着本质的不同,帛币也就是精纺毛呢,它对生产力的提升,并没有什么帮助,更多的是炒作其天然的稀有性,直到今天,大明的生产工艺提升了数次,精纺毛呢的产量,一年还是一百一十万匹左右,甚至还在减
少。
而铁马对生产力的提升是实打实的。
“你做得很好,现在起,开始无限制地供应铁马。”朱常治合上了手中的案卷,下达了第一个命令,大明铁马的数量,已经从紧缺到限制生产,朝廷主要是担心,过多的机械工坊和蒸汽拖船加入航运,导致大规模的失业。
这种表面上的紧缺,是朝廷刻意调控导致,而从今天起,不限制铁马数量的供应,就是为了打破这个神话,用充足的供应,刺穿泡沫,引导铁马价格逐渐回归价值锚定。
“臣遵旨。”钱至忠俯首领命,这个案子要破,就要先把恶劣影响压下去,趁着这个案子,还没波及到更多人,打破这个故事叙事中的关键,铁马稀缺。
当铁马价格开始回落的时候,就是朝廷收网的时候。
事情的发展,和朱常治预计的一模一样,朝廷不限制供应铁马,导致铁马的价格上涨了一点后,开始回落,松江府衙感觉到了一股非常明显的力量,有人在吃进铁马,维持铁马的价格,进而维持财富神话故事不会破产。
但不到三天的时间,这股阻力消失得无影无踪,市场做出了选择,朝廷真的在无限制供应铁马,铁马神话被刺穿,几乎所有人都在抛售手中的铁马,引起了踩踏,短短七天时间,铁马的价格就回落到了一匹四十三银的价格。
挤兑开始了,无数人挥舞着手中的马票,找到了当初承诺兑现的钱庄、经纪买办、铺面,却看到钱庄和铺面早已关门歇业,经纪买办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早在无限制供应铁马之前,钱至忠就在市舶司做了安排,给了市舶司一份名单,名单上的人,不能离开松江府出海。
在铁马价格全面崩塌的时候,大搜捕开始了,几乎所有的案犯,悉数归案,在朝廷的组织下,开始对马票进行兑付,而兑付的价格,只有本票面值的二分之一。
因为查获的赃款里,就这么多的银子可以分配,当然如果可以集齐一百张马票,可以兑付一台铁马。
“如果不进行遏制,就会演变成一个巨大的赌局,一个关于国运的豪赌,一旦受害者的数量失去了朝廷能够管控的范围,这些势要豪右就会拿出他们最擅长的招数,将一切的罪责都推给朝廷,而非自己的贪欲。”朱常治评价了
这次的案情,每一次的生产力提升,朝廷都要面对这样的考验。
势要豪右最擅长倒果为因,如果涉案人数过多,朝廷监管不力,朝廷没有实现疏浚河道、大明的经济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等等帽子,就会扣到朝廷的头上,而且朝廷百口莫辩。
风力舆论掌握在谁的手中,谁就可以倒果为因,这是维新三十四年,得到的教训和经验。
案子在四月份已审理完毕,但相关后续处置一直到六月份才完全结束,该抄家的抄家,该流放的流放,该兑付的兑付。
万历三十四年六月份一封太子令,抵达了松江府、应天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三省两府,太子令对丁亥学制做出了要求:
各处提学官及司、府、州、县官严督学政,不许废弛,令民间子女,六岁以上,十四岁以下,皆入三级学堂,家长不送者,处十五日,屡教不改者,徒三年以儆效尤。
就是要求这三省两府各级官员,全面进行普查,六到十四岁必须在学校完成三级学堂的学业,如果父母不送孩子入学,十五日劳役,没有劳动报酬,如果屡教不改,就是三年徒刑,这三年是要做苦功的三年。
这条太子令上,盖有皇帝的朱批。
正德十一年起,王阳明以左都御史街巡抚南赣,就发现这个地方穷山恶水,盗贼易生,而朝廷的力量难以镇抚,导致山贼遍地,而王阳明多次招抚山匪,总结了山匪横生的原因,其中就有一条是:社学不兴,礼义不明,私欲
腾而良知蔽。
社学是洪武八年太祖高皇帝所立条规,每50户设立一所社学,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,但是随着社学的败坏,在南赣这种偏远的地方,盗贼愈发的猖獗。
社学的荒废,是社会失序的一种表现。
这是自洪武八年之后,大明再一次颁布的强制六岁以上,十四岁以下儿童入学的条例,至于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,太子也不知能不能成,但他还是做了,而且还请示了父皇,得到父皇的朱批。
这就是德凉幼冲了,这件事办好了,是太子的功劳,办不好,也有皇帝在后面背书,不会对太子产生太过于恶劣的影响。
“叶巡抚,这急匆匆赶来,是要反对孤的太子令吗?”朱常治看着面前的松江巡抚,示意他不必多礼,坐下回话。
叶向高听闻,摇头说道:“臣来是支持殿下的,臣在辽东时,辽东、吉林两地,六岁到十四岁的孩子,都在三级学堂里,辽东吉林两地已经实现了这一点,大约在七年前,就已经是如此了。”
“殿下,照看孩子本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儿,会耽误垦荒和农耕。”
叶向高才不是来反对太子的,而是觉得这个太子令来的太晚了,连辽东和吉林都已经实现的事儿,南方最富有的地方,现在才开始,着实是有点晚了。
“哦?仔细说说。”朱常治大概意外,赶忙问道,他原来觉得自己过于激进,现在看来,是有点保守了。
叶向高将其中原委一一道来,能够实现的原因,其实很简单,辽东需要垦荒,而垦荒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照看孩子,导致劳动力被占据,把这些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熊孩子,集中在学校里,集体照顾,减少劳动力占据,才是
最优解。
同样,辽东、吉林的汉人并不是很多,而黑土地肥沃的土壤、充足的降水等等,让物质不是那么短缺,给实现政策,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。
“但臣不认为整个江南,都可以实现这一点了,臣以为政策的推行,应该集中在应天、松江、杭州、苏州这四府之地,这四府都是丁口过百万的大都会。”叶向高也提醒太子,施政的时候,要有侧重,最开始以打开局面为主,
而不是一口吃成一个胖子。
这几个地方都是陪都、省城,只要在这四个地方推行成功,这些地方的官吏自然会向下推广。
官大一级压死人,这从来不是一句玩笑话。
“臣这次来,是为殿下讲一讲这社学之制,是如何败坏的。”叶向高说明来意。
社学制度的败坏,都因为正统年间,杨士奇的一句话: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,其贫乏不愿者勿强。
大约在正统三年的时候,闹出了一个案子,案子倒是不大,就是一个孩子读书读了好多年,把家里都吃空了,却连个秀才也没考中,父亲一怒之下,就打了一顿。
因为案子在顺天府,这孩子就敲了顺天府的冤鼓。
本来是个小案子,子告父,先打五十杀威棒再说,案子好,可舆情越闹越大,朝中大臣吵来吵去,吵到最后,就得到了首辅这样一句话,民间子弟愿意上社学就上,不上也不勉强。
就是这么一句话,大明社学制度,彻底崩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