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五年(1625年)七月十七日,京城,工匠坊。
天刚蒙蒙亮,戚盘宗就被窗外麻雀的聒噪吵醒了。他翻身坐起,揉了揉眼睛,匆匆洗漱,在坊外的早餐铺买了几个馒头,一边嚼一边朝客运车站走去。
来到站台,站台附近已经有好几个穿着绿色官服的人在等候马车。
没隔多久,马车停靠站台,一个声音粗的中年妇女打开车门道:“各位大人往里面走。”
戚盘宗跟着人群上了马车,把5文钱递给了那个中年妇女。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车厢里已经坐满大半,大多是京城中低级的官员,有的闭目养神,有的翻看邸报,有的三三两两低声交谈。
工匠坊这几年建了不少砖石楼房,房屋质量好,加上朱由检又按照后世的理念,建了下水管道,用水泥硬化道路,搞了绿化,添置了垃圾桶等一系列的服务设施,让这一片地区的环境不输给内城。
工匠坊这片地区,设施完备,交通便利,租金还便宜,成了中层和低级官员最青睐的居住区。
马车缓缓启动,车轮碾过水泥路面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窗外的街景向后退去。
戚盘宗靠在座椅上,望着窗外那些灰白色的楼房和匆忙赶路的行人,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古怪的感觉。
他原本是信王的秘书郎,跟在王爷身边处理些文书事务,管的是天津卫的工厂、商社、股票交易所。在他的设想里,自己是跟着信王去东宁岛就藩的,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
可谁能想到,干着干着,竟然干到了紫禁城。乾清宫——大明中枢的核心,就这样被他踏进了。有时候想想,他自己都觉得迷糊。
旁边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御史,花白胡须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官服,手里捧着一份报纸。
他看了戚盘宗一眼,放下报纸,语重心长地开口道:“戚秘书,你是信王的身边人,老朽倚老卖老,劝你几句。
信王殿下年轻有为,锐意进取,这是好事。可做事不能太激进,该守的礼法还是要守。祖宗之法,不是用来束缚他的,是用来保护他的。太激进了,容易得罪人,也容易伤着自己。”
另一个给事中也凑过来,语气里满是无奈:“信王殿下开了个什么‘大明青年会',把整个直隶闹得乱糟糟的。
地方上的士绅和家里的后生,现在闹得水火不容。那些年轻人受了蛊惑,回去就逼着父亲降地租——降到三成以下,还说什么“农户也是人’。父子反目,兄弟成仇。他们还在家乡弄什么“农家社”,领着农户闹减租,搞得地方
不宁,士绅不满。地方官也头疼,本来治下好好的,如今却天天要去劝架。”
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,大明青年会的影响终于开始显现。那些从天津卫回去的年轻读书人,确实把在天津卫学到的一套用在了自己家乡。
他们组织农家社,带领农户跟士绅谈判,要求降低地租。士绅自然不肯,于是矛盾爆发,父子反目,兄弟成仇,邻里之间壁垒分明。
有的士绅一气之下把儿子赶出了家门,有的年轻秀才带着农户在祠堂前静坐,有的村庄闹得不可开交,连县衙都压不住。
这和以前的还不一样。要是农户敢这样闹,他们早就直接带领家丁镇压了,但现在领头的都是他们的子侄,这就让他们投鼠忌器了。
更让士绅们恼火的是,天津卫的那些士绅还把手伸到了他们的地盘,把地租降低到两成五,把他们的佃户一个个勾走,现在整个直隶靠近天津卫的士绅,内部要防着农家社,外部要防着天津卫的士绅,可谓是内外交困。
这让他们对信王恨之入骨——蛊惑子弟,与自己反目为仇。各地的告状信雪片般飞向京城。
县令们也苦不堪言,原本只需在夏秋两季收钱粮就万事大吉,如今却要天天去士绅家劝架。
有几个县令本想上疏弹劾信王,可还没来得及动笔,京城消息传来:信王监国了。
堂下何人,状告本王?
这状,还怎么告?
戚盘宗听完两人的抱怨,淡然道:“地租之事,是你情我愿。农户觉得地租高了,不想租了,想换个地方谋生,本就是他们的自由。现在是当地的士绅不让人走,这又是什么道理?”
给事中急了:“百姓这样乱跑,朝廷的户籍、赋税、徭役怎么办?整个大明都会乱的!”
戚盘宗淡淡道:“难道现在的大明就是太平盛世不成?乱一乱说不定也好,兴许能逼出些改变来。”
御史和给事中对视一眼,碰了个软钉子,都不再说话,各自拿起报纸,车厢里安静了下来。
马车穿过外城,驶进内城,在干步廊前停下。戚盘宗下了车,穿过宫门,沿着长长的宫道走向乾清宫。
乾清宫
暑气被冰鉴驱散了大半。御案上堆着小山似的奏折,李如祯和杨镐分坐两侧,一个在整理文书,一个在翻阅塘报。
戚盘宗走进来,李如祯抬起头笑着打招呼:“戚秘书,来得好早啊!”
戚盘宗拱手还礼:“见过两位行走。”
杨镐从文书堆里抬起头,揉了揉发酸的眼睛,笑道:“做事吧。信王交代的任务可不轻松,把奏折分门别类,按轻重缓急排序,批复之后还要追踪进度,哪一件办到哪一步了,都要记清楚。如今我等是忙得脚不沾地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里带了几分苦意道:“从前我等只需管辽东那些事儿,给陛下讲讲前线战况,日子还算清闲。如今倒好——”他指了指满桌的文书,“天南地北,什么都得管。”
戚盘宗笑了笑,没有接话,在他书案旁坐下,接过李如祯递来的一摞奏折,开始分类整理。
辽东的放一堆,赈灾的放一堆,河工的放一堆,吏治的放一堆。每一份都要看标题、看摘要、看紧急程度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朱由检来到乾清宫,他先看了天启帝,他半躺在御榻上,面色比一个月前好了些,却依然苍白,眼圈发黑,精神不济。
太医张凤府每日诊脉、熬药、调理,中毒的症状缓解了大半,但底子伤了,恢复起来格外缓慢。
朱由检笑道:“皇兄的气色好了不少,身体好之后,臣弟带您锻炼,您就是锻炼的太少了。你这一点风寒都恢复的这么慢,生命在于运动。”
天启笑道:“难怪五弟身体如此好,看来是常年锻炼的结果。”
和天启帝寒暄之后,奏折从通政司送进宫里,王体抱着一摞摞文书放在御案上,朱由检便坐下来一本本地批。
可批了一个多月的奏折,朱由检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。这些奏本里,十件有七八件是要钱的,辽东要钱,山海关要钱,登菜要钱,天津要钱,连远在西南也要钱,西南的战事虽然结束了,但作战时期扩张的十几万士兵,根本
不是西南五省养得起,现在要想办法裁军,但裁军也需要花钱。贵州巡抚请求朝廷拨付三十万两,用于安置士兵。
他想了想批复同意。
而后是刑科给事中霍维华的奏本。他在奏折里说,山海关前线物资告急,太仓原本答应借出一半库银,共十万八千两,可户部临时变卦,只肯给五万两,克扣了五万八千两。
户部的理由是“长远规划,不可竭泽而渔”,可辽东战事近在眼前,哪里等得及长远规划?
朱由检放下奏折,转头看向一旁的皇兄道:“皇兄,这份奏本有问题吧?刑科的给事中管辽东战事?
户部说给,又克扣一半,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天启帝靠在枕上苦笑道:“我每天看的都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奏本。刑科管军需,户部管银库,两边各说各话。朕要自己分辨,哪些是假的,哪些是真的;哪些能办,哪些不能办。
朝廷的钱粮又有限,得考虑能办的事最低限度花多少钱能办好;如果都满足官员的请求,朕即便是有一座金山银海都不够他们花的。”
朱由检摇了摇头,职责都乱了,刑部管起了兵部的事,朝政混乱成这个样子。
天启帝叹了口气,指点道:“你批复——太仓、巡青库所存的银两虽是国家的储蓄,但现在辽饷紧急,可以先借三万两给户部,以解燃眉之急。这件事,不要再争辩了。”
朱由检点头,提笔把这段话写在奏本上,搁在一旁,又拿起下一本。
这一看,他忍不住坐直了身子。
山东道试御史陈睿谟的奏本,上来就把朝廷文武大员全骂了一遍,说他们搜刮钱财,买官卖官,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。
然后笔锋一转,提出几条具体建议:裁撤山海关两名统将,每年可节省二十多万两。
裁撤其他各镇冗兵将,核查各兵种马匹数量,每年能省十万两银子、几十万石粮。
宗室禄米开支过大,朝廷应该对宗室俸禄定额限制,江西有“王府禄米均摊”的先例,可以参照执行。
最后还提醒天启帝,天子当内心清净,做臣子的榜样,除了车马服饰等必不可少的开销,一切能减就减,这是又把天启也给骂了一遍。
朱由检看完,忍不住感叹道:“大明的御史都这么勇的吗?”
这位陈御史,上至天子,下至文武百官,藩王宗亲,全得罪遍了。
天启帝苦笑着摆手:“你习惯了就好。”
“那这份怎么批?”
“你就批复——从今往后,朝廷内外各衙门,一定要一体遵照执行。”
朱由检一怔:“皇兄,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,到底什么议题执行?”
天启帝无奈,端起药碗喝了一口叹道:“他说的那些,有哪条能执行?大战在即,先裁撤兵?那不是自毁长城吗?
至于宗室禄米——朕这个做天子的,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吧。”
朱由检沉默了,这些事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千难万难。
“宗室的事,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”他放下笔,语气认真道:“臣弟听说,不少宗室子弟已经穷得沦为了乞丐。朝廷禄米从来就没给全过,就这么一点,还大部分都被藩王霸占了,底层的宗亲过的连普通的农户都不如。
朝廷与其每年花大笔禄米养着那些远支宗亲,不如想办法给他们找份差事。”
天启帝无奈:“朝廷也照顾不过来,如今宗室十几万,光禄米就是一笔天文数字。哪还有余力给他们找差事?”
朱由检接过话:“不一定要给钱,可以办些技术学校,教他们一门手艺;或者办蒙学,从小培养读书识字。
有了学问,有了手艺,找份差事自然不难。这样既减少了朝廷的负担,宗室子弟也不至于沦为乞丐。”
天启帝眼睛一亮,随即又暗了下去:“这也是要花钱的,朝廷哪来那么多钱?”
朱由检站起身,拿起那份奏折又看了看,斟酌着说道:“大明的宗藩制度,确实要变一变了。两汉的藩王制度就很好,几百年后,藩王的后代照样出文臣武将。人家的制度,值得我们学学。”
他想了想道:“皇兄若信得过臣弟,不妨让臣弟试一试。召集一批落魄的宗室子弟到天津卫来,臣弟那里有寄宿学校,也有不少产业——钢铁厂、纺织厂、造船厂,哪家不需要人手?他们来了,学门手艺、找份差事,总比在
老家饿死强。”
天启帝沉默了片刻,缓缓点了点头:“可以一试。”
朱由检心里松了一口气。他不是发善心,这些宗室子弟虽已沦为乞丐,可好歹留着朱家的血脉,见识、眼界,从小受到的熏陶,都不是普通农家子弟能比的。
把他们招揽到天津卫,读书、学艺、进工厂、做管理,几年后,就是一批得用的干才。这笔买卖,不亏。
批了那几份弹劾宗室挪用禄米的奏折后,朱由检以为今日无太大的事,可接下来,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启帝这些年坐在御案前的感受。
六月下旬,广东肇庆、东莞、番禺、新会四地急报:大旱,赤地千里,饥荒严重,请求朝廷赈济。
朱由检看着奏本上那些触目惊心的字眼,提笔批了五万两银子,十万石仓米,命广东布政司速速赈灾,不得迟误。
奏本刚发出去两天,延安府的加急文书又到了。
延安府爆发蝗灾,“飞蝗蔽天,禾稼荡尽,饥荒严重,民有菜色”。朱由检的手猛地一抖。陕北,延安府,飞蝗,这几个词像闪电一样劈进他脑子里,这是明末动乱的根源之地。
这不是普通的灾荒,这是关中连年大旱的前兆。他在后世读过明史,知道再过几年,整个关中将被旱灾和蝗灾折磨得赤地千里,而李自成、张献忠这些人,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揭竿而起。
他深吸一口气压抑紧张情绪,提笔批了十万两银子、二十万石仓米,又在末尾加了一行字:另拨土豆、玉米、红薯种子各一千石,着农技人员前往教民种植,此三物耐旱,可救民命。
未来十几年,整个关中都会处于干旱缺水的状态,有这批耐旱作物,好歹能救活一些人,让李自成,张献忠他们晚几年出现也好啊。
天启帝靠在御榻上,接过奏本看了一眼苦笑着摇头:“十万两银子,二十万石粮,还有那些种子......五弟,给得太多了。”
朱由检回过头,语气从未有过的认真:“皇兄,人命关天。这个时候不是省钱的时候。多一两银子,多一石粮食,说不定就能多活一条命。”
天启帝叹了口气,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低声道:“很快你就会知道,不是皇兄小气,是大明的窟窿太多,堵不住。”
批完延安府的文书,济南府的告急奏本就到了。济南大旱,蝗灾初起,请求朝廷赈济。
几乎是前后脚,林泉从鲁南寄来的书信也送到了。鲁南的情况稍好一些,不是灾害中心,加上去年新修的水渠,受灾较轻,庄稼还能挡住。
朱由检看完提笔回信,让他组织农户多养鸡鸭鹅,家禽是蝗虫的天敌;同时抓紧抢收还能救的庄稼,做好防蝗准备,不可掉以轻心。
他批了十万两银子、十二万石粮食给济南府。
可光给钱粮,他信不过那些地方官。
第二天一早,他把李守正、大同报总编赵同舟、振兴报总编林振声、香山社社长陈子等人叫到乾清宫。
“延安府大旱,爆发了蝗灾,济南大旱,朝廷拨了钱粮下去,可本王信不过那些官员。”
朱由检开门见山道:“你们带着记者下去,给本王盯着。钱粮到了没有,发了没有,有没有人克扣、中饱私囊,都给本王查清楚,写明白。
谁敢伸手——直接从快报发回报社,本王在京城就能看见。本王要让济南的贪官知道,不是天高皇帝远,是本王的眼睛,盯着他们。”
李守正等人抱拳,面色严肃地说:“殿下放心,学生一定把此事办好,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,必定让这些赈灾钱粮发放到灾民手中。”
七月十一日,永定门轨道车站。李守正、赵同舟、林振声、陈子等十几人站成一排,身后是几辆即将开往济南的轨道马车。
朱由检亲自来送行,他站到众人面前,抱拳深深一揖:“诸位此去济南,身负重任。本王在京城,等你们的好消息。”
李守正等人齐齐还礼,转身上了马车。车轮碾过木轨,渐渐远去。
李守正他们走了不到一天,南直隶总督崔秀上报,黄河在徐州决口,河水淹没了徐州。百万百姓遭灾。
朱由检看完奏本脑子里嗡嗡作响。
老天爷是不是在玩我?
平时有些小小害也就算了,可我刚监国不到两个月,你给我连着来四场大灾?
广东大旱,陕北蝗灾,济南旱蝗,徐州黄河决口,一场比一场大,一场比一场急。
现在究竟是天启5年,还是崇祯5年?
还是我有什么吸灾的体质?
乾清宮正殿
面对黄河决堤这种超大型天灾,朱由检没时间颓废。他当即召集高攀龙,韩爌,魏广徽,官应震等阁老,还有六部阁僚商议应对黄河灾情。
朱由检坐在御案旁,天启帝在后殿休养。他扫了一眼在座的大臣,开门见山:“黄河在徐州决口了。各位阁老、部堂,该怎么办,议一议吧。”
高攀龙第一个开口道:“徐州总河侍郎房壮丽请求帑金,召集民夫,集中物料,堵住决口。”
朱由检追问:“需要多少银子、多少民夫?”
“至少三十万两,民夫八千。”高攀龙答得干脆。
朱由检几乎没有犹豫:“这笔钱,内帑出了。传令天津卫,准备三万条麻袋、一万包水泥,十万石粮食立即运往徐州。缺口要尽快堵住,灾民一定要安置好,必要的时候,可以向鲁南求援。”
说完,他提笔批了三十万两。
高攀龙等人对视一眼,眼中闪过一丝意外,随即是压抑不住的喜色。这种感觉他们太熟悉了,光宗皇帝在位时,对他们有求必应。
当今陛下初登基那两年也是如此慷慨大方,后来就越来越吝啬,最不爱听的就是“开内帑”三个字。
后殿,天启帝靠在御榻上,隔着屏风听见弟弟的话,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当年他也是这样天真,被朝臣们哄着掏内帑,后来被一件件糟心事捶打,才慢慢学会了精打细算。
算了,算了,三十万两就当给五弟交学费了。
朱由检没有注意到那些人的神情。他翻开一本厚厚的册子,是天启元年以来历次黄河灾害的记录:“天启元年,黄河在灵璧决口;天启三年,徐州青田大龙口决口;天启四年,徐州奎山堤决口,上万百姓淹死。
今年又决口了,还是徐州。为什么黄河总是在徐州决口?几乎年年堵,年年决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不知怎么的,看完这个文册,他内心反而松了一口气,原来不是自己有吸灾体质,黄河几乎就是年年在发大水。
殿内沉默了片刻,几位阁老面面相觑。工部尚书白所求出列,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
“黄河北有太行堤、南太行堤,朝廷为了保漕运,长期以来奉行“北堵南疏”之策,强行堵住黄河北流的河道,迫使黄河全部南流,经徐州入海。所有洪水的压力,都集中在了徐州段,河道不堪重负,年年决口。
这还不算。到了徐州,已是黄河下游。嘉靖年间名臣潘季驯推行“束水攻沙”之法,将分散的河道并拢,集中水流冲走泥沙。
这法子在中游确实有效,却把大量泥沙冲刷到了下游徐州段,河床年年抬升,如今河床已高过两岸,成了“地上悬河”。
朱由检霍地站起来,怒道:“你们这不是草菅人命吗?为了保漕运,一次次让黄河在徐州决口,徐州百姓被你们害苦了!”
官应震无奈道:“殿下,不能怪我等啊。运河是朝廷的命脉,每年四百万石漕粮要靠运河运到北京。不保运河,朝廷何以为继?”
朱由检冷笑一声:“少拿这套糊弄本王。天启三年,大明皇家海贸商社就运了四百万石漕粮进京。有了海运,运河没有那么重要。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提议过——牺牲漕运,保住黄河两岸的田地?”
白所求低声道:“殿下,漕运不仅是运粮,还是百万漕工的衣食所系。”
朱由检的声音更冷了:“那徐州百万百姓就该死?”
殿内鸦雀无声。
“有谁精通治理河道?”朱由检的目光扫过众人。
韩爌出列道:“福建巡抚南居益,精通水利,曾治理过闽江。”
朱由检当即拍板:“迁南居益为工部右侍郎,总理河道,命他巡视黄河,制定治理方略。方略要以百姓安危为重,不能再搞什么‘废河保漕’那套。”
白所求急了:“殿下,漕运怎么办?”
朱由检冷冷道:“活人还能被尿憋死?黄河泛滥时,暂时停漕运,改海运。先把黄河治好,漕运自然通畅。”
白所求又道:“百万漕工怎么办?”
朱由检早想过这个问题:“本王逐步把漕工迁到东宁岛垦荒。东宁岛有的是荒地,几十万、上百万人都不成问题。船少了,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漕工。
他站起身严厉看着众人道,“本王现在是监国,诸位按本王的命令执行就是。”
高攀龙淡然道:“监国,治理黄河需要发动上百万民夫、上千万两银子,朝廷只怕难以承受。”
朱由检脸上带着一丝嘲讽道:“你是在跟本王谈银子?这些银子,抵得上通宝阁的三分之一吗?
只要是银子能解决的问题,就不是本王的问题。你们只管把事办好。办不好,别怪本王不留情面。”
“臣等遵命。”众人齐声应道,鱼贯退出乾清宫。
朱由检回到后殿,天启帝靠在枕上,摇了摇头,语气里带着几分过来人的感慨:“五弟,你上了他们的当。你开了这样的口,他们花起钱来可不会省心。一年花掉你一个通宝阁,都是有可能的。”
朱由检在榻边坐下,沉默了片刻道:“皇兄,如果能治好黄河,花光一个通宝阁,又算得了什么?通宝阁没了,臣弟还能再建。徐州百姓已经在黄河水里泡了三年,这是朝廷的失职。
他越了解黄河内情就越感到失望,天启四年,因为黄河决堤,河水涌入徐州城,造成四万百姓死伤。
大明朝廷在去年讨论了一年。不是在讨论如何治理黄河,而是讨论要不要把徐州城迁移到更高的地方去。
结果这些大臣担心,若将徐州城迁到高地,会影响徐州的枢纽地位,进而影响对运河的控制。
商议的结果就是,把漕运衙门等机构迁移到高地,而后不管徐州城十几万百姓的死活。
天启帝看着弟弟坚定的侧脸没有再劝,闭上了眼睛。